Archive for the "另一個場景。" Category

05.Jan.2017 哪種生活,造就哪種寫作格局。

頭一回看瑞蒙・卡佛( Raymond Carver)的感覺:漫不經心地告訴你故事,一個接一個,猶如事不關己。當雙眼隨同文字轉到細微末節,卻又往往說進你的心坎裡。如同他自我調侃,作品常被人形容為「很素,很淡」,可一旦到了某種時機,即能觸及你的痛處,你的致命點。人物是熟悉的,故事是貼身的,它可以是平靜如水,也可以是真實且荒謬的。說到底,畢竟是尋常時日,揉合百般悲喜與無奈。故事人物一直在腦海裡擺盪,你甚或想要放棄繼續閱讀它,責怪作者的直白與誠實 ── 當然,那只會推動你去找讀他另一本書。 而這,或許就是卡佛對自己的期許:簡潔,俐落,有強度。讀卡佛的《叫我自己親愛的》(寶瓶文化),不期然想起村上春樹的《身為職業小說家》(時報出版)。村上提到「排除多餘的修飾」、以「活動自如的文體書寫」作為創作目標。兩人寫作習慣固然有差異,一擅寫短篇和詩,一以長篇為主;但就此角度而言,又自有微妙的共通點和暗暗的聯繫。卡佛本是村上非常敬愛的作者,兩人相識,村上作為卡佛作品在日本的推手,花十七年完成翻譯其所有作品。他認為卡佛不論目視什麼,「首先會先走到最下面去,親自憑雙手確認貼地的確實性,從那裡逐漸把視線往上移」(《村上春樹雜文集》,時報出版),說得精準。卡佛寫尋常的城市人故事,超越了平白直敍,彷彿能沿著各生活邊緣,勾勒出另一種溫度和生命輪廓。 卡佛繼承了父親之名,同喚作瑞蒙,亦不幸染上一樣的酗酒惡習,直至遇上第二段婚姻才展開新生命。整體來說,日子不見得十分舒適。他取短篇而捨長篇,《叫》裡多番提到,對於長篇小說有著無法擺脫的局限:無法集中,欠耐性。早婚,為人夫為人父,心思花都在照顧孩子,打工維生。匆忙回家,必須寫馬上就能完成的文章,不可延後,避免失去興趣。即使其後卡佛的生活狀況改善,習慣使然,他到㡳沒投進長篇的世界裡。「也就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我不斷學習成為一個作家的竅門,學習如何在生活中沒有任何事是可捉摸的時候,能夠做到宛如河的水流般敏銳。」生活確是實際的學問,儼如亦決定了卡佛的寫作格局。但他如此明言,大抵證明,短篇和詩為卡佛而言,仍是相當精彩的、他樂於駕馭的創作場域。面對自身實況,驟眼看來是抱怨,而其實不。所謂限制,同時也賦予他創作的念頭。 卡佛早逝,年僅五十。《需要我的時候給個電話》(寶瓶文化)裡收錄了美國作家、亦是卡佛遺孀 Tess Gallagher的文章,紀錄了自己替丈夫整理遺作的過程,也把其生平與作品串連,尋找作者文字與生活之間的痕跡:「他真的勇敢,在下筆的時候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往哪個方向走。他知道的是故事有自己的張力,或者他所謂的有一種『停不下來的狀態』。」如老是以為生命無法逆轉,卡佛便告訴我們,當你走到某處,自會懂得收放。就好像作品寫好了,稍息,繼續生活,而下一個故事亦愉悅地等待,好好迎接你,交託於你,化成文字。 (原刊《號外》)

05.Dec.2015 當音樂在你耳邊響起。

我們會認為,音樂具治療功能。音符成句成段,組合起來,可變成安撫人心的溫柔。最普遍、最簡單直接的說法,譬如音韻律動能刺激母體中的胎兒健康發展;又或面對情緒困擾,音樂能把低迴、晦暗不明的心,從憂鬱之域帶到平靜處。 當然,之於音樂與人體神經的關係,必然是更複雜、更多層。剛病逝的腦神經科專家奧立佛‧薩克斯(Oliver Sacks)有過精彩解說。《腦袋裝了2000齣歌劇的人》自非坊間一般的愈療之書,作者以真實個案,把人性結合神經科學,闡析許多因為音樂或沉迷或憤怒或失控的情景:遭遇意外,瞬間生出想要親近音樂的強烈渴望,源源不絕的音符從腦海裡湧現;又有人在長期病發作之際,音樂頓成幻象中的背景,隱隱聽到似曾相識的曲子,像聯想,更有可能是身體的疼痛,驟然勾起擱在心底的意識;亦有例子指出,有病人異常懼怕音樂,當它奏起,身體即受不住壓力而抽搐。甚至有人聽音樂之時,還清晰看見顏色。乍看不可思議,彷彿是永遠無法揭開的人生原譜,而奧利佛就說「對大多數的人而言,享受音樂是人生一大樂事,而所謂的音樂,不只是耳朵聽到的,還有內心的音樂,也就是腦海浮現的音樂。」書本名為Musicophilia ,「音樂之愛」,其實絕大多數人都天生具備聆聽音樂的神經結構,即肉身上的基本條件,讓我們慢慢領略當中的邏輯,又或美學上的欣賞;但另一方面,即使並非音樂奇才,或擁有獨厚天賦的人,打從孩提起,音樂已與我們如影隨形,它與嚴密的神經組織有關,也與隱秘私密的記憶和情感緊緊相連。 從認知神經科學角色開展討論,丹尼爾‧列維廷(Daniel J. Levitin)在《迷戀音樂的腦》中亦提到其他有關音樂發展的可能性。自遠古到高科技時代,不論是古老習俗的伴奏還是工業市場的產品,音樂不曾缺席。腦袋自行分開處理藝術與數學,此說法稍嫌過時 ,亦流於簡化──事實上你不一定能掌握音樂上的規則、專業語言、調性等等,但你仍能為音樂而動心,它絕非只是生活中的甜美點綴,純粹觸動我們的聽覺。另一重要並具爭議的說法是,人類從長遠的歷史更迭,經過演化、適應、撞擊,適應至一種自生的音樂本能,與社會文化緊扣。 音樂開啟心智,它直透靈魂,甚或把你從死裡救活;同時也能如夢魘,叫你抗拒。音樂如天使,音樂如魔,儼如同時在召喚你:請記住,不要停下來,由它奏著。 (原刊《AM730》)

17.Oct.2015

捷克的布拉格,處處都是卡夫卡。從他出生之地,待過的學校,常光顧的、與文人常聚沙龍的咖啡店,長住或短宿、在裡面伏案寫作的舊居,及至後建的博物館,都銘刻了他的臉容。如今這個漂亮的古城,都擠滿來自各地的遊客了,你太抵不習慣,但不要緊。如果在熱鬧的大街小巷,難以投入去感受當年書寫的人,他的靈魂,必然遊走於文字之間。 德勒茲和瓜達里兩位哲學家,早早討論過卡夫卡與「少數文學」的關係。卡夫卡作為猶太裔的小說創作者,以德語寫作,同時又混雜意第緒語和捷克語,語言的流動,脫離疆域的固有狀態;同時又把戲劇性的元素滲透於小說內,屬社會現實,也屬個人的反照,時而詭異荒誕,時而孤絕疏離。 讀卡夫卡從來不輕鬆自在。意思不只限於在存在主義的表達手法下,所摻雜的哲學邏輯,以及模糊無界的故事時空。他筆下勾繪的處境與複雜情緒,似是有一種讓讀者無處可避的冷酷。《變形記》裡的推銷員,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巨型甲蟲,在窄小的房間裡,自己的反覆思考,家人和公司主管的反應,統統產生了一股叫人喘不過氣的氛圍。《審判》中的 K,早上突然給告知自己已被拘捕,所定之罪,從未說清。審判過程漫長而缺乏正當性,段段思辯也無法改變已註定的罪名。讀著《城堡》,足可想像迷陣一樣的神秘地,主角用盡所有方法,都無法接近城堡的核心;繞著官僚體制而行,他只能被動地,於這個黑暗世界受折磨至死。 卡夫卡生於 1883 年。他早逝,1924年,剛過四十之齡便鬱然過世。上班工作向來是他的負擔,幾段(甚已達談婚論嫁的階段)愛情總是使他感到糾纏和搖擺不定。他畢生彷彿都在不安與沉重的壓力下渡過。「無論什麼人,你在活著的時候應付不了生活,就應該用一隻手擋開點籠罩著你的命運的絕望,但同時,你可以用另一隻手草草記下你在廢墟中看到的一切,因為你和別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總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經死了,但你卻是真正的獲救者。」卡夫卡曾在日記裡寫道。作家身後,至今遙遙九十載。生命的結束,倒是他的作品為人熟知的起始,且愈讀愈熾熱。以孤獨造就情節,以獨處書寫句子。從前的他無法逃開生活及內在矛盾的困窘,今天的我們亦是。 (原刊《AM730》)

哀傷與自省。

曾經看過一段視頻,美國著名節目主持人訪問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地點在波蘭的奧斯威辛(或譯:奧許維茲)集中營。他待過那裡。這位在大屠殺中倖存的猶太人,沉重鏡頭裡,腳下是厚厚積雪,眼前是灰藍蒼白的景物,歷歷在目,直接陳述,親身經歷過的殘酷,「強迫自己作見證」(他曾如此說過)。如今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默默地說:我們當中,有多少個沒有活下來,而他們就這樣消失不見了? 後來維瑟爾因為對美國出兵伊拉克的主張,引發軒然大波,被狠斥為破壞和平者。飽受悲痛,不必然在鼓吹戰爭上有大的發言權,此乃無可爭議的事。而不能否認的是,他的確曾有過一段不忍提起的黑暗歲月,並書寫出讓人難忘的文字。既是作家又是學者的他,出版過一部二次大戰納粹集中營的回憶錄《夜》,從自己是個虔誠的猶太教少年開始憶起,繼而與眾多同鄉一樣,被納粹迫害,離散於蒼涼之地。他描述目睹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屍體焚化爐的一刻:「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些煙霧。…… 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些,即使我注定活得跟上帝一樣蒼老,我永遠也忘不了。」彷彿是他餘生的定調。 被普遍讀者歸類為「傷痕文學」的,還有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他筆下的奧斯威辛,組成充滿詩意的行文,底下卻重重壓著一股讓人喘不過氣和不忍直視的絕望感;片段瑣碎,拼湊出比想像中更漫長的實景:「找到一小塊麵包、避免精疲力竭的工作,修補我的鞋子、偷一點豆料,或者分析和解釋我周圍的面孔與跡象。生活的目標是對死亡最好的防禦,這不僅適用於集中營的生活。」《被淹沒和被拯救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是他生前最後一本書,用幾近十年時間完成。在此之前,多部回憶錄及故事都自蘇聯解放奧斯維辛後陸續出版,從因參與反法西斯運動被捕及關在集中營開始,以書寫重組血淚,逐頁翻開那段艱苦歲月。而畢生在思考、在叩問的普里莫‧萊維,最終選擇了自殺(當然有另一說法是他殺)來解釋他對生命的沮喪感。 大家會說猶太是個悲情民族,以當年身受的慘痛來支持當下的存活觀念及團結核心,建立身份認同。美國學者馬克‧艾里斯卻極力指出這種憂慮,「貫穿猶太人的歷史,特別是在流與受苦的歲月,猶太民族都緊抱著記憶」(《一個猶太人的反省》)。本身是猶太裔身分的他(吊詭的是,他冒著被掛上反猶分子罪名的危險)所形容,大屠殺儼然成了猶太生活的避風港 -- 「猶太人因它而可以自稱獨一無一、清白無辜和享有特權」。尤其面對巴勒斯坦人及土地的控制、征服,以及一面倒的權勢力量,總是在這些記憶之後,從而獲得正當性。 戰爭過了,哀傷猶在。而我們知道,雙手緊握著的記憶碎片,並非以之來劃傷今天我們甚或他人的身體髮膚,讓如同鬼魅般的悲痛低迴不散 ── 拒絕讓這段歷史重覆,擁抱和平,才是我們在閱讀這些故事獲得的、最大的啟發。 (原刊《AM730》)

13.Oct.2015 卡繆百年,我們更需要他,在荒誕亂世中引路。

「為了回到孤獨的狀態,我們必須很辛苦地奮戰。然後,有一天,這大地露出它原始而天真的笑容。」從1935年至逝世前,卡繆把自己的想法都留在多部筆記本裡。當中有讀書感想、有生活雜碎、寫作計劃的進度、哲學叩問、也有對死亡及戰爭的評價。雖然並非完整的文章,有時一字半行,有時零散勾勒,卻足以讓我們發現卡繆的創作脈絡與靈感來源,讀來心頭竟有一份悸動,彷彿卡繆書寫的溫度與細緻全都在這。札記共有三卷,中譯本目前問世兩卷。 卡繆(Albert Camus)的小說《第一人》,主角回到出生地阿爾及利亞,淡淡拼湊或被遺忘、或久久不忍記起的童年片段,一步一步試著尋找已故父親的身影。如此書寫,本屬卡繆的自傳體佳作,昔日痕跡處處。故事被意大利導演Gianni Amelio拍成電影,某年電影節靜靜地放映過。敍述的基調,幾乎都平淡沉靜,男子默默走路,遇見一個又一個與自己生命軌跡相連的熟悉人面與封塵舊物。當然也喜歡主角隨身帶著的筆記本,間或沉思,繼而下筆,記下密密麻麻的字,宛如作家的美好日常風景。現實中──就在1960年卡繆車禍去世時,隨身背包藏著一份百多頁的手稿,便是我們今天讀到的、未完成的《第一人》。”When the soul suffers too much, it develops a taste for misfortune.” 卡繆在裡面這樣精準地描述。 作家一百歲時,媒體報道鋪天蓋地,作品再被解讀,生平再被討論。書店熱熱鬧鬧,大量作品展示,讀者瞥見一個人托著腮、皺眉讀報的黑白照,就知有他。拿過諾貝爾文學獎,大多數人以「存在主義者」作為他的總結與概括,卡繆卻不以為然,堅持自己非走此道。即便這樣,多年以後再次執起《異鄉人》,一口氣讀來,小說中的莫梭,從為母親奔喪,到最後自己被判死刑,開首和結尾皆悲慟毫無,冷眼旁觀,世界蒼涼依舊。最後牧師問他:「難道你完全不抱任何希望?難道一直以來,你都認為死後自己的生命將完全消逝,沒有甚麼會遺留下來?」為他而言,答案是相當肯定的。卡繆借莫梭的雙眼,目睹現世處境的灰暗 ── 而這,亦是他理解的、人性的真相。 「存在主義」這概念緊緊伴隨著卡繆一輩子,彷彿無法擺脫也不可否認。沙特這位哲學家亦然。回望二次大戰那段混亂且不安的歲月,他倆結交,明明同受矚目,相識相知,最後卻漸行漸遠,之於政治立場,甚或對自由的看法,慢慢生出極大歧異。造成兩人永不磨滅的裂痕、以及公開地爭論的導火線,大抵是卡繆寫成文集《反抗者》。在提出荒謬的說法以外,我們又如何理解卡繆那偏向強調個人的反抗論述。參照《卡繆札記》,處處窺見相類似主題的碎片:「反抗。荒謬意味著沒有選擇。活著就是選擇。選擇就是殺死。和荒謬抗衡的,是殺人。」雖然現在不少學者認為卡繆的「反抗論」過於薄弱,難以站得住腳,但《反抗者》於那個時代裡,思想意識鮮明,筆鋒尖銳,顯然狠狠地觸痛了著重行動和歷史現實的沙特、那條最敏感的神經。 卡繆之死可謂極其震撼,沒有人為錯誤,沒有客觀因素導致。就這樣,車子直衝大樹,巨響匆匆淹沒書寫的人,事情皆來得突然:「一切都得償清:這是顯而易見的。但人的苦痛會來插手,打亂了所有的計劃。」如果我們真需要理解所有,請別忘記,他一直以文字引路,讓我們得以看見、他其實早早就洞悉了的生命世情。 (原刊《AM730》)

11.Oct.2015 人生的暗色和柔軟,都在小說細節裡。

書店裡常掛著村上春樹小說中的話,文字鑲在黑色相框內:「只要你還記得我,那麼我就算被其他所有的人忘記也沒關係。」當時選段時並不強烈感覺,後來反覆唸讀,就覺得,這不就是典型的、村上式的溫柔:篤定、純愛,以及倔強。 數一下這幾年,每個秋冬時日,彷彿都留給了村上。輕輕盤算:《1Q84》出版,睽違多年。初構思屬短篇創作,後來成為他口中「猶如過山車般」的新嘗試、三冊部頭長篇小說;《挪威的森林》電影上畫,二十多年前寫下的經典,再度喚起讀者追尋故事中那青春的本質,和狠狠承受所附帶的幽幽感懷。 中譯《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問世,儼如直接進入了哀傷的末角處:「從大學二年級的七月,到第二年的一月,多崎作活著幾乎只想到死」,名字沒有顏色的多崎作,被一起成長的團體朋友毅然拋棄,再活過來,畢竟已成為另一個自己。 人說村上春樹的筆尖充滿都市感性,偶爾過於矯情。其實我更願意相信,他以孤獨的主旋律構成情節,銘刻城市之黑暗,可迷失,也是其優美所在。他從不放過都市人(譬如描述白領或學生)任何生活細節,又或在社會關懷和行動介入層面上(譬如探討宗教團體或神秘組織或受創傷的市民),以寓意尋找另一個出口和自身責任,隱喻處處,如同為讀者開了另一扇窗,探問生命,讓人面對一直被壓抑的慾望與騷動──若然這是我們暗地裡渴望觸碰、並必須逼視的人生部分,村上就是有辦法,撫摸你最感疼痛的、擦傷而久不能愈的皮膚。 十月,大家愛把小說家堆放在喧喧鬧鬧的諾貝爾文學獎猜估裡(甚至網路博彩開盤),已拿過多少個被稱為「諾貝爾風向球」的國際獎項,瑞典那一枚金章,總與村上失之交臂。而我老是想起他回應關於小說的前路,真誠表達了創作的初衷:「現在,經常有人說小說正面臨困難時期。人們不再讀書。尤其是不再讀小說,這已經成為世間的共識。但我不認為這樣。試想起來我們超過二千年,在世界的各個地方,故事這火燄繼續延續從未斷絕過。那光,在任何時代、任何狀況下,應該都有唯有那光才能照出的固有場所。我們小說家該做的事,是從各自的觀點,將那固有的場所就算一個也好盡量多找出來。在我們周圍應該還有很多我們能做的事,只有我們才能做的事。我這樣相信。」 靠近與隔閡,親密跟疏離,似是一道無法量度的虛無距離。你讀村上春樹,冷酷到無法自己,卻又有一抹,如自來掌心的微微溫度,持續安撫著你,與小說角色並存,隱隱敲著你的心,這就是村上文字。 (原刊《AM730》)

年少之心,青春之句。

聽說不少觀眾帶著幾分猶豫,擔心進場後看到的,又是一套陳腔濫調的催淚青春片,毫無半分期待。《生命中的美好缺憾》倒是比想像中討喜得多。從對白、場景設置、到選角總算恰到好處。男女主角各身患絕症,癌症惡化或復發,所帶來之恐懼和忙亂,分秒纏身。同病相憐的人有幸遇上,便是另一個人生故事,不必幕幕哭得死去活來,也無需句句重覆讓人煩厭的、老掉牙的、所謂「正能量」的勉勵說話。兩人正值十多歲的大好年華,不論是他還是她,誰先走,誰隨後再來,死亡命運往往難以逆轉,但仍然活潑地過日子,瀟灑青春,輕狂歲月,留下至美至善的寄願。於是本來哀傷至極的結束語,頃刻間變成永恒的美麗篇章,抬頭看到的滿天星宿如是,當下一刻的純美情感,亦如是。 電影由小說改編而來。原著 The Fault in Our Stars (中譯與戲名同)讓作者 John Green 的寫作事業更上一層樓。英美出版界現時努力打造及拓展兒童書板塊,拾級而上,就在稚氣與長成之間,針對青少年的書本當然有一條不難拆解的方程式。過去多年,青少年小說(Young Adult Fiction)在銷售上一直牽頭領先,其中多是奇幻情節,又或是擁有超自然力量而展開不平凡遭遇的故事最受歡迎(我們都記得有一段時間,許多同類型的小說封面設計,都依某種模式:暗黑背景,置中一件主題實物,滿有《暮光之城》的影子)。 想像的多變國度固然動魄驚心,如今另一批作者群風格一轉,他們勾勒青少年躍動的心,成長生活的困惑,溫柔細緻,實實切切一步一腳印,有流暢的文筆,亦有清新可喜的編排。多個調查發現,購買青少年讀物的讀者群,成年人其實佔多數。「新成年小說」或「後青春期小說」(New Adult Fiction)之說法,正是開宗明義,把剛剛踏足社會的成年人視為重點讀者群。 邁向自立之路,一切誤以為只屬成年人的煩惱,如戀愛,如金錢,如生離死別,統統狠狠襲來,腳下是一道年歲邊界,我們毅然勇敢跨過,同時眷戀昔日青澀;開步走遠,又不忘回頭揮手道別。而這,大抵便是青少年小說的文字魔法。 (原刊《AM730》)  

07.Oct.2015 聽那呼蘭的迴聲。

好久沒有看到那樣懾人的、具震撼力的電影了。三小時的「黃金時代」,從舊日東北的冷峻和狂雪,到戰時香港的紛亂和孤絕。蕭紅,和跟她走過,或長或短的生命之路的同伴,每個角色立體重現,間或冷不防直視鏡頭,面向觀眾如我們,訴說前因後續,彷彿替其複雜崎嶇的一生逐段補遺,提醒提醒著,細微末節,大家都值得記住。 蕭紅匆匆三十年,稍縱即逝。電影一幕幕生命軌跡匆匆而過,腦裡邊敲起《呼蘭河傳》其中一段:「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來回循環的走,那是自古也就這樣的了。風霜雨雪,受得住的就過去了,受不住的,就尋求著自然的結果。那自然的結果不大好,把一個人默默的一聲不響的就拉著離開了這人間的世界了。至於那還沒有被拉去的,就風霜雨雪,仍舊在人間被吹打著。」蕭紅下筆,總是帶點冷,而我情願將之理解為一種必要的距離感,她把人間一切不幸都有看在眼裡,並好好寫進文章內。重覆又重覆喃喃著「我家的院子很荒涼」,舊時代裡卑微人物的遭遇,院子的幾戶窮人家,養豬的、漏粉的、拉磨的,「他們不知道光明在那裡,可是他們實實在在的感得到寒涼就在他們的身上,他們想擊退了寒涼,因此而來了悲哀。」又或是另一邊的孫子媳婦「雖然她的丈夫也打過她,但她說,那個男人不打女人呢?於是也心滿意足的並不以為那是缺陷了。」及後蕭紅逃出老家,輾轉與友們和情人們(包括蕭軍)過著顛沛流離的日子,在呼吸自由空氣與面對實際生活之匱乏,兩端之間來回擺盪,由此她憶記兒時,旁觀過去與目前 ── 也只有旁觀,她才可以懇懇切切地書寫,至少,給自己一條生路。 「黃金時代」演了蕭紅蕭軍兩人初見魯迅的一幕。喫茶後,告別前,魯迅把口袋裡的錢,紙幣和銅板都一併塞到蕭軍手裡,輕道「你們需要的」。柔軟的動人以外,更是無有可比的、巨大的感染力量,無法不讓我們潸然淚下。想起蕭紅在《回憶魯迅先生》就曾寫:「夜已深了,並且落了雨,心裡十分著急,幾次站起來想要走,但是魯迅先生和許先生一再說再坐一下:『十二點以前終歸有車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將近十二點,才穿起雨衣來,打開客廳外邊的響著的鐵門,魯迅先生非要送到到鐵門外不可。我想為什麼他一定要送呢?對於這樣年輕的客人,這樣的送是應該的嗎?」是一代文人之間的契合,前輩後輩之間的關懷和情誼。 《商市街》裡有一篇〈家庭教師〉,幾乎大部分文字都在電影裡出現,變成流麗的對白,是相當深刻的一幕。二蕭(文章以朗華稱呼蕭軍)去吃飯,在人來人往的小飯館裡,足襟見肘的日子,與其憂憂愁愁,下個決心,何不吃喝個痛快,小菜,豬頭肉,肉丸帶湯,燒酒,統統都點了,文章裡頭寫:「『吃飽沒有?』他問。『飽了。』我答。經過街口賣零食的小亭子,我買了兩紙包糖,我一塊,他一塊,一面上樓,一面吮著糖的滋味。」相濡以沬的日子,滿有作家的浪漫。一呼一吸,冷空氣隨同情感顯然是凝固的,在那條商市街上。 遠在呼蘭的迴聲,至今還有。生生世世,如同臨近生命之終,蕭紅來到香港亂世,默然寫著:「以上我所寫的並沒有什麼幽美的故事,只因他們充滿我幼年的記憶,忘卻不了,難以忘卻,就記在這裡了。」 (原刊《AM730》)

01.Oct.2015 留在咖啡館裡的字。

台北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館,是個低調的地方。有幾趟好友約在那邊等,我總是走過頭,雖來來回回,仍值得。俄式食品是獨特的,裝潢保持了懷舊的華美。去多了,漸漸就覺得自己不像旅人而是老食客了,如同鄰桌的本地人,美好的午後聚會,互道日常。 如今說文青文青,偶爾還會被人取笑,有時未免感到無奈。但當年並不,至少沒有「偽」字在前的一類。認真寫字,深愛文學。讀《明星咖啡館》(印刻文學),作為一部小史,某些段落也真讀出味道來。如要歸納其最動人之處,該是那相濡以沫、相知相識的人情味。周夢蝶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五十年代末開始在咖啡館的騎樓擺攤,賣雜誌賣書報,也寫也贈詩;又或於政治風雲暗湧、社會突變之下,眾多的文學創作力量,於此悄悄萌生。那並非限於過度描繪的文藝畫面,而是我們尊敬的文人們,在咖啡館裡渡過的、實實在在的每分每秒。 當然我們再也無法與當年的作家同坐聊天。印象中的氛圍,一不留神,就會變得過份浪漫。據說卡夫卡,當年在捷克,會去Café Louvre。這家咖啡館,目前自然成了旅遊景點。我曾湊個熱鬧,去了用餐,那是個充滿活力又體面的地方,必討好。但我獨愛的,倒是德國法蘭克福的Café Laumer,它在那裡至今百年。去時正值初冬,微冷,清爽街頭,淡黃色小建築,種種氣氛足夠想像阿多諾或霍克海默等哲人,在咖啡廳有過無數場思辨與交流,砥礪切磋。 咖啡的濃香與糕點的甜美,在漫長的時間跨度裡,一撇一捺,隱隱蘊釀成深刻的字。這大概是咖啡館的最大意義。 (原刊《AM730》)

關於食物的記憶與思念。

電影《深夜食堂》的食店老闆娘,對從鄉下跑到東京的少女廚子阿滿,輕輕說了一句安慰話:「眼淚別掉進鍋子裡,否則味道就太鹹了。」遞上潔白手帕,轉身即走;人間五味,一語道破。 在此之前,阿滿匆忙離開老家,流落大城市街頭,先是遇見經營於小巷子內簡樸的深夜食堂,以及那裡和善的老闆。女孩點了些小菜和山芋飯。那幾客小菜是狼吞虎嚥地啃下了,其實她身無分文,趁機溜走了,獨剩熱騰騰的鍋飯。沒多久還是覺得愧疚,回去道歉,幸得老闆收留兼作替工。其後換到別處打工,與老闆臨別,女孩依然想喫那曾經遺落了的山芋飯 - 一道簡單充實但需花心機與功夫的菜式,於戲中成了美味的溫暖隱喻。電影確是拍得溫柔細緻的,幾個故事,由淡轉濃,雖說是時下的「療癒系」,倒沒有拖泥帶水的俗。 原創人安倍夜郎在《酒友,飯友》裡,便描寫過山藥泥(山芋)料理:「小時候我不喜歡山藥、不肯吃,離開故鄉之後不知怎地突然非常喜歡吃了。」兒時恨透的食物,時日過去,頓成一道道回憶之菜餚,和轉化成筆下的動人故事。原創漫畫《深夜食堂》近年受歡迎,至今已有十多輯,裡面提到的「回憶中的滋味」,大概如此。如果味道真能承載記憶,談到仔細的吃,專注的喝,必會想起剛離去的王宣一。從《國宴與家宴》到《小酌之家》到《行走的滋味》,她的人生步伐,彷彿皆由甜酸苦辣,串串而成。各國豐盛的佳餚美釀,又或大街小巷的古早味,以上種種,固然可作為獨到的食評,更是回首過去、追憶念舊的美好情懷。但畢竟「美食作家」之稱,尚嫌單薄。「或許春陽高地遠/原來福酒甕中香」,王宣一畢生以味覺為字,以溫度為句。書頁可嚐,她本來就是好作家。 (原刊《AM730》)

02.Jun.2014 道堤街 48 號。

【153/365 | June 2|Monday】 “Every traveler has a home of his own, and he learns to appreciate it the more from his wandering.” ~ Charles Dickens 一如往年來到這裡。書展的白天,都在展館裡工作。四月的倫敦還是灰灰暗暗的,有點雨有點微冷。來到周末,幸好倒算清爽。清晨街上人很少,有的跑步,有的下樓匆匆買杯咖啡。於我而言,散步最好。順著羅素廣場走過去,五至十分鐘就到道堤街 48 號 (Doughty Street)。博物館快要開門,連同裡面的小小咖啡店。裝扮認真端莊的老人早就在大文豪老家門外等候,彼此說笑聊天,話語日常。 翻開許多輕巧易讀的書本,都把狄更新的行旅腳步,山一程水一程,從英國至其他歐洲地區,鉅細無遺圈點在地圖上,往往跡有可尋。匆匆活了近六十年,畢生所遊之地,所居之處,要數這暗棕色的三層式房子,勾勒最多,最詳盡。1837年,孩子出生後,狄更斯要另覓新居,選擇搬到這裡。空間偌大,溫暖雅致,渡過了兩年多的快樂時日,以大量寫作及繁雜編輯事務維持生活,繳付租金。 而小說家幾乎與「時代」這個詞掛了勾。記不記得散文集《非商業旅人》 (The Uncommercial Traveller) 裡,常常失眠的狄更斯於倫敦大街小巷漫遊思考,並細細碎碎地書寫下來。途經收容精神病患的伯利恆醫院他這樣寫:「我上次身在這麼一所醫院裡,曾有一名病患對我說:『先生,我經常可以飛。』我慚愧地心想,其實我也可以——在夜裡。那次也有一名女子對我說:『維多利亞女王經常過來和我一同進餐,女王陛下和我都穿著睡袍一起吃桃子和通心粉,王夫殿下還身穿陸軍元帥的制服騎馬前來陪伴我們。』聽到這句話我也不禁臉紅,因為我記得自己也曾舉辦宴會招待王室貴族(在夜裡),在桌上擺設豐盛不已的菜餚,而且我在那些華貴的場合上也表現得極為得體。」他天馬行空,同時不忘現實。生於維多利亞時代的盛世,沒有人比狄更斯更懂得,那富強與輝煌以外的陰暗面,字裡行間強烈的善惡感,揭露底下階層所受的不公義和苦痛。 如今老建築已改成人流不絕的博物館。狄更斯的書房,窗邊高高的書櫃,多放狄更斯本人不同版本、語言的作品 ﹣﹣ 事實上他本人出生草根,並沒有許多藏書,隨後才陸續擁有一些。木造的書寫台至今仍在,結結實實,寫字的斜板,花了,凹凸不平了,褪色了,足可想像案頭上曾被翻動過的、許許多多的紙頁,造就震撼人心的作品。它們之美,之好。他在道堤街,寫出了膾炙人口的《苦海孤雛》(Oliver Twist);別忘了,當然還有真正讓他一舉成名的《匹克威克外傳》(The Pickwick Papers)。 據說,博物館的翻新和布置,盡量貼近當時狄更斯在那裡生活的面貌,彷彿,邊默默書寫、邊聽著孩子在隔壁玩樂的狄更斯仍在;一個一個時代過去,而眼下世界一切,依舊紛擾如此。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他在《雙城記》裡,早早已給後世,埋藏了最精準的隱喻。 (原刊 《Read It 悅閱》 May 2014)

14.Apr.2014 離家/回去。

【104/365 | 14 April|Monday】 二零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周五。暖和。 醒來已接近中午。陰天裡間或一絲陽光,說是香港多年來最暖的春節。 沒看到我母親,有一整年。上一次回老家,就是去年的農曆新年。那把鑰匙可天天帶著,藏在書包裡,好幾回經過,躊躇良久,過門不入。今天把鑰匙插進孔裡,轉來轉去門鎖都沒反應。未幾隱隱聽到老人步近,門打開,淡淡一聲「回來囉」。嗯。我應道。 我在這裡渡過了一段漫長日子。從孩提到成人。 母親老了很多,時日恍如有沉厚的重量。飯桌上,我邊夾菜,把自小熟悉的味道送進咀裡,故作漫不經心地往她臉上瞄一瞄,發現她兩頰如見歲暮的暗色;頸項生了交錯的、或深或淺的皺紋,像許多條分叉的生命道路,準備迎接燈滅,通往終站。 她總是沉默而辛勞地過活。有一個常酗酒、有外遇、如今已不在人世的丈夫。有一個女兒是我。 離家獨居是我個人的主意,就在我感到自己無法處理再大的焦慮與恐懼之時。一段很長的時間,骨骼是忽然酸痛的,即使家裡最微小的聲音也能極快竄進我耳窩,讓我頭疼,把我惹怒。我看著天花板已熄滅的燈泡,直至天色灰藍。其後母親開電視只敢看畫面,關了音效。一閃一閃又紅又藍的映畫影像,默默從睡房門隙透進我床邊。碩士班畢業後,同時辭去媒體工作,知道書店要人,就去了。跟家人胡扯了一些理由,譬如上班地點偏遠,想多爭取時間休息,之類。行李逐點搬走,箱子提到最後一件已幾近半夜。母親獨自坐在沙發,透一口氣,問:「妳是否不快樂。是不是我們待妳不夠好。」那刻我彷彿遇到人生中最難解的考題。 如果我說,我需要獨力尋回漸行漸遠的自己,旁人會不會懂得。 每回在治療室,醫師以一貫專業口吻,從心理角度道出生病原因。許多笨拙的測驗都教我失去耐性,每一個探問與追問儼如有對無形之手,猛力搖動我的肩膊,多半我都被捏到擠出眼淚來。 我再沒有勇氣直視母親的臉,如今天。我怯於目睹她的失落。 沒人待我不好。我只是比別人,需要多花一些時間,跨越那幅憂鬱的牆。偶爾抓不緊那尖銳刺人的攀石,腳一絆,滑下來,得重新來過。那些反覆與不安,只有我自己明白,只能一人與之對峙。就這樣而已,沒什麼。 明年春節,我打算以這個答案,回母親。 (原刊於《字花》第48期,「交換日記:劉美兒 X 楊佳嫻」)

書遊。

【104/365 | 14 April|Monday】 【書遊】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你眼前的水塘,讓我想到大學裡有個地方叫「天人合一」,以超脫的、心平氣和的哲學概念命名。那裡的水池,遠望彷彿跟自然藍天連成一色,破綻毫無,如同身處世外。上山的校園,尚有大大小小不同的景致,據說各有特色,各有名聲。念碩士班的時候,工作與課堂之間,兩頭疲於奔命,少有享受這樣的幸福,想來也覺可惜。 多年以後,我竟回去工作,每周定時在那邊的書店待一兩天。某回帶著國外來的出版社朋友聊聊走走,到了「天人合一」,立時給懾住,水是清的天是亮的,都是花一輩子時日也無法看得透的風景。他們跟我開了一個無傷大雅的玩笑:親愛的,這麼好的環境該多逛逛,否則妳書是白念了。 日積月累的人文養份,使校園的氣息,沒有半點灰塵。默然記起袁哲生寫的「陽光多麼充足溫柔,怎麼能相信人生已不多了?」回過神來,跟友說,嗯。時間過去,便無法再來一遍了。一句老話就是:而我只有此刻。 早陣子校園裡有個女學生久不久來我這邊。是個標準書迷,剛進大一,閒時會幫我弄弄小雜務,頭頭是道,讓人稱心。她嬌小又美麗,倒是同伴不多,話也絕少,每次都是獨來獨往。我只能跟她談她歡喜的作家,慢慢進入話題。心情開朗之際,女生會分享課堂趣事,不然只願意待一陣,在店裡隨便繞繞半圈,冷冷一句:我還是先回宿舍了。 某夜女生興緻大好,參加完宿舍活動跑來。此時書店已打烊,我正獨自處理繁瑣的案頭事,忽然有人敲大門玻璃,抬頭,見她對著我,燦爛地笑。讓她進來,我邊工作,邊聽她談雜碎日常,間或搭腔兩句。我隨意提些陳腔濫調、有用沒用的建議,謂四年轉眼便過去了,多結織朋友,多遊遊校園,將來畢業後,便是另一回翻天覆地的事了。 女生倒是認真看著我,回話:像妳也不錯啊。 也很少看到她了。我猜她漸漸過得順心如意,多彩多姿。這固然最好。輕狂生活,本該如此。千萬別像我。 (原刊於《字花》第48期,「交換日記:劉美兒 X 楊佳嫻」)

  • 【晃蕩有時 2017】是為起始、是為記、是為故事。

    所以學會了,盡量叫自己什麼都無所謂,才有足夠的力量抵得住,往後種種會發生的、意想不到的、內心感難過的事。而這些事,只有自己的內心,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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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抵覺得並非兒戲,才感到艱難吧,猶如從離散中,獨力重新快樂起來一般艱難。我根本承受不了,但我無從跟你說明。我在不同的寫作場景給你不同的稱呼。無論我怎樣把你命名,其實沒有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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