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Oct.2017 「英語寫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 訪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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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居作家看來,邊緣是他們的工作空間,這對於他們的存在來說比其他區域更加重要。他們不應該努力去加入主流或在一個民族的文化中心佔一席之地。……他們應該接受自己的邊緣性,正是這個邊緣性使他們區別於本土作家,成就自身獨特的抱負。」 — — 哈金《在他鄉寫作》

訪問的地點,在台北一家飯店,跟編輯人員先約好,正打算一同過去,而電話中的哈金,堅持親到飯店大堂迎接。沒多久,迎來一張比我想像中更要親切百倍的臉孔。我一路拘拘謹謹,不時察看本子上預先寫好的小筆記,眼前的作家,倒是回應得隨性和直白,喔,分明是在東北成長的人的爽快氣質。

兩年前的台北國際書展,哈金本來就要跟讀者碰面。那一回,剛遇美國大風雪,航班受影響,被迫失約。這次順利成行,在演講裏談小說也談詩。我離港前重讀他的經典作《等待》,一句「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鵝莊同妻子淑玉離婚」引人入勝的開場白,隨即進入文革時期 — — 一個軍醫,一個遠在家鄉生活的元配,以及靜靜守在身邊的紅顏知己,在當時實際離婚法律限制下,彼此關係拖拉十八年。

如此寫實的故事中,隱隱帶着一種細軟的溫柔在裏頭。在英語世界,這小說獲得許多榮譽,包括美國國家書卷獎和福克納獎。反觀新作《折騰到底》,背景更接近我們的年代,節奏強烈,人物無不愛恨鮮明,互相拉扯與糾結,步步進逼,同時又集諷刺與風趣於一身。

然而,這部英文取名叫 The Boat Rocker 的小說,原來開頭並不見得特別順利:「這本書早就已經寫完,二○○七年動筆,二○一○年完稿,最初根本沒有人要。」哈金透露,當時被拒絕的主要原因,是小說風格跟以前有很大差別,不禁讓出版社稍為猶豫:「他們覺得,這麼嚴肅的東西,為什麼會這麼寫法?」《折騰到底》延續《自由生活》有關華人在外漂泊的故事線,主角馮丹林是美國新移民,在該地媒體任新聞記者,也是評論健筆,某天展開了對自己前妻的調查。本來沒太大寫作成就的她,忽然交出一本聲稱要震動全球但水準一般、陳腔濫調的小說,中國政府部門和涉及其中的文化人,一直為其開路,彷彿小說不再是單純的寫作行為,背後正藏着更大更深不可測的秘密。馮丹林遭遇各種順逆景况,在邊緣掙扎求存,一心成為美國公民,非關他對美國之愛,而是害怕中國,認為一旦成為美國公民,即逃離中國的控制。故事同時觸及中國大陸的文化評論人、媒體和創作者千絲萬縷的關係,在現代網路世界中,文藝圈子與新聞界如何被操控。哈金陸續看到相關資料,又從其他人口中聽到不少故事,部分現實也許比小說更誇張,觸動了他,繼而發展成這部小說。

哈金指出,小說創作,最好具備entertaining的條件:「沒人看的話,就沒意義了。」出版社對 The Boat Rocker 卻步,哈金馬上寫了另一本小說,兩本書同時交出,即引起出版社的關注,擔心容易被其他出版社挖角,連書帶作者給簽走:「《折騰到底》被拒絕了,我又寫了《背叛指南》,而且寫得很快,當時我有很大壓力,所以想趕緊寫完。被拒絕之後,如果再有一本新書,這樣就容易了。正當別家出版社都感興趣,我的出版社回頭再看,又馬上把兩本書一塊兒拿回來了。」

台灣作家駱以軍在台北書展的演講中,認為《折騰到底》當可與納博科夫的《幽冥之火》,以及米蘭.昆德拉的《玩笑》相比,其中處理離散問題,以及描寫當代幾近科幻的超現實事件,即使「五十年後再讀,絕對是一個經典」。所言非虛。作為現實主義作家,哈金試圖在實際環境當中,尋找各種參照以及可能性。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後,大量學生逃亡美國,繼續學業,攻讀研究所,順心過活。除此以外,《折騰到底》的馮丹林,顯然期待走更不一樣的路,為自己的生命作主。他不斷反思昔日的祖國生活、國家當前環境與成為移民者後的身分認同問題。他不願放棄寫文章爭取公義,揭發政府的權力遊戲,結果招致封殺,作品一律被消失。主角以第一身訴說自己的堅持:「我的前途不明,可我知道我會繼續站出來說話。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我看到一艘裝載着謊言和虛偽的船,無論它上面懸掛着什麼樣的旗幟,我都會向世人報告。」他後來渴望成為公共知識份子,以批判的視角,對社會永遠保持一份懷疑;以薩依德、喬姆斯基等大家為榜樣,想為自己創造出新路。不單是學院派,也是標準的知識分子。積極評論,為不平時發聲,勇於表達自己的觀點:「知識分子要站在權力的對立面,講實話。知識分子的角色,本身就是折騰。」哈金如此認為。

哈金創作時,對語言運用特別敏感,並有一定要求。他成長於東北,自言這個地方的人,對語言本來就很敏感。因為歷史背景,哈金沒上過高中,他在部隊裏服役,又到鐵路局工作,後來分別在黑龍江大學及山東大學念書,主修英美文學,再赴美繼續學業。雖並非在傳統的教育裏拾級而上,斷層當中,反倒有接觸大量文學和文字的機會,對語言漸漸產生興趣。及後在美國生活,不管是個人實際經歷,還是旁人不一樣的生活遭遇,都給他不同創作念頭與養分。同時美國這個地方,本來就有多個面向,不少非英語作為母語的人聚居,把語言的元素投進小說內,自然更大的空間與彈性。

是次來台,哈金分享了兩部新作,一是《折騰到底》,二是詩集《路上的家園》。《折騰到底》其中一個文字調性在於幽默,藉此製造戲劇性效果。他目的希望「創造喜劇的表面」,不管母題如何沉重,也盡量寫得輕一些。講座中他提到,在英語世界的傳統裡,如第一語言並非英語,這種作家常常猶如外來者,彷彿不能開語言的玩笑,連寫幽默難以被接受。一旦開了這個玩笑,過程當中,往往顛覆了英語固有的框架,打破它既定的規矩。哈金認為,這個理所當然的傳統,納博科夫肯定是其中一個變革者,他一開始寫作時,老是開玩笑,途中加入雙關英語,還故意把新移民、流亡者等角色,刻意用錯誤的口音,透過語言上的掙扎,來表達眼前艱難的生存狀態。幽默和風趣是各式各樣的,也應該超越語言,不受任何限制。而哈金自己,也承襲這種創作特色,在小說中鋪陳各種dramatic situation,甚至借用漢語,呈現華人使用英語時帶出的幽默感。

哈金常引述納博科夫和康拉德作為寫作的參照例子。前者是俄裔,後者生於波蘭。兩人的最大共通點,皆屬非母語創作的作家。儘管實際個人經歷仍有不同(例如納博科夫其實自幼已精通英語),此兩位偉大作家的寫作過程,也儼如為哈金默默引路:「我同時希望自己能做到更多樣化。譬如說,除小說創作,我也用英語寫很多詩,所以可發揮的空間還是有的。」從詩集Between Silence,短篇小說集《好兵》、《光天化日》、《落地》等,再到長篇小說《瘋狂》、《戰廢品》、《南京安魂曲》等,哈金寫作不斷,多部作品皆受注目,榮譽不缺。他來自中國大陸,卻因為題材關係,大部分作品至今無法在內地出版。與此同時,他以華人作家身分,以英語寫作,作品在英語世界持續問世,並得到高度評價。被問到當初在異鄉建立自己作家身分的經驗,哈金半開玩笑地回應,直白爽快:「 一開始總覺得很彆扭,但是你不斷出現,大家就習慣了、接受了,趕也趕不走啦。」哈金剛過六十歲,留美三十年,其實不問可知,要維持創作,固然不易:「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作家必須要堅持的,要persistent,不管遇到多少阻力,都要在那個地方堅持。」

哈金曾誠實地說,在美國用英語寫作,最大的理由是為了生存。當然「生存」二字,至少有兩重意義,不單單是實際上的柴米油鹽,也絕對關乎自己在某個地方生活與存在的感受:「是為了生存,現在也是,真的。尤其這幾年我太太患病,生活上需要花費,要是沒有非常可靠的醫療保險的話,是絕對不行的。你要保住工作,就必須寫東西。就算是有終身教職,但(不寫作的話)同事不尊重你,學生也不會尊重你。日子不會好過的,廣義上來說,也是為了生存。」

許多評論直指,中國人在彼邦以英語寫作,不少是商業銷售計算,為了市場考量,認為但凡中國題材、充滿異國情調之筆,聚焦在東方主義論述的框架,必有一定捧場客,特別能討好外國讀者。即使類似作品確屢見不鮮,但相關批評一下子套用在所有作家身上,委實過度簡化,也欠公平。哈金笑說,自己寫的,正正不在以上方向:「所以我的書沒有很大市場呀。」哈金坦言,個人歷史是沒法繞過的。早在《等待》獲得幾大國際獎項時,已有人提出質疑,中國作家是否只有能力處理中國題材。他認為,過去三十年都在中國長大,既不能否認,也無必要把隱沒往事。他強調,並非把所有遠去的東西都帶上,重點是把生活材料與生命記憶,轉化成自己獨特的作品內容:「有許多時候,媒體上的書評人,一看到書就覺得『怎麼又是中國題材』,他們本來打算要徹底批判你,但收到作品之後,在閱讀過程中,如有發現跟前作不一樣的東西,讀到新的元素,多樣化的寫法,會由此改觀。從他們傳統的觀念來看,(中國題材)實在不是一個好事情,他們會覺得,你在美國多長時間了,還寫什麼中國的東西。但因為我是生活在兩個空間、兩個文化、兩個語言之間,我不可能純粹寫白人寫的東西。也沒有意義。」你的過去就在你的臉上,哈金如此強調。

張愛玲於五十年代開始在美國定居,同時繼續費心耕耘英語寫作的長久志向,彼時在出版界,雖獲得個別評論人的讚賞,但整體而言,似乎沒有很大成功。哈金認為,這個選擇是「錯誤」的:「特別是民國時代,普遍都有一種英語情結。如果能用英語寫作的話,你好像修養就更高了。但現在我慢慢回看張愛玲的寫作過程,她本身對英語寫作,確是心懷一種更高的追求,而且有好多好多年,她跟漢語是完全分離的。但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她漢語創作已經取得那麼高的成就了,繼續寫下去,應該能達到不可想像的成績。當進入另一種語言,耗費大量的能量和精力,把自己的創作生命給傷害了。她有多年不接觸漢語,但她沒有走得很遠,很可惜。」撇除自己的經驗,哈金卻甚少鼓勵學生用非母語創作:「你最好用你的第一語言寫作。(英語)不是張愛玲的第一語言,我的也不是,所以很清楚情况,也覺得太困難了。」

哈金一直強烈要求自己用心體會英語、了解英語。這種寫作訓練不間斷,好讓自己有更大的力量,堅持向前走。回到最根本的寫作日常,英語寫作 — — 為哈金而言,是一種非母語的寫作──最大的困難是什麼,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就是在這個語言當中,自己到底能不能survive,甚至當初自己可不可以用它來寫東西,其實都不確定。」語言多變,即使在英語環境生活幾十年,也無法全然確定,自己可百分百自由駕馭這種語言,或已到得心應手的階段:「還是有困難的。不過這也是寫作基本的一種條件,如果什麼東西都容易的話,寫出來的作品也不疼不癢了。」

畢竟心裏還是有漢語的深厚底子,在寫作或翻譯時,如同其他語言文字的交換與溝通一樣,自然會遇到一些,無法透過別種語言完全表達出來的概念:「漢語當中,很多關於感情的,特別是描寫感情仇恨的,英語都沒有,它是很直接的語言。漢語在描述方面都特別豐富,譬如漢語說『萬劍穿心』,描寫疼痛,直接翻譯英語的話就離題了。處理翻譯時,自己也沒有什麼特定規律,通常根據每個情况去處理。不過有些概念確不能直接翻譯,或找到精準的對應詞。像『solitude』這個字,漢語有時被翻成『孤獨』,其實它跟孤獨又不是那麼相關。」這個例子,哈金正是透過角色馮丹林之口,出現在《折騰到底》其中一個情節裏,以反映離散者在他鄉所遇到的迷惘。

可見的未來,以及設定了的寫作計劃,哈金基本上都鎖定以英語為主。他剛完成一本英文詩集,以及李白傳記:「寫李白,對我來說是非常愉快的寫作過程,很多理所當然以為是現代派的文學及語言產物,其實在古人漢語當中其實已經有了。」哈金表示,如果沒有任何負擔與限制,最理想當然用漢語寫作,但目前的生活狀態不太允許。不過,部分創作形式,仍期望以中文呈現:「一些小一點的東西,還是可以用漢語寫的,我剛答應別人會寫專欄。這個還是得做的,漢語是我的母語,還是有感覺。長篇小說倒是很難,因為我生活在這個環境當中,用英語教學,跟學生交流都必須用英語,天天給學生改作業都是英語,漢語一進來的話,我的生活就亂了。但不是不想,如果我在台灣或香港教書的話,很可能一投入漢語環境之中,就有用中文寫長篇小說的念頭。可是,生命是短的,轉換幾次、來回幾次的話,life就over了,就完了。」

若然此刻馬上返回中文長篇創作,得出來的結果與作品水準,哈金認為或有落差:「肯定有衝突。差多遠我不知道,我沒嘗試過。但更大的問題需要處理,就是我必須得進入一個語言環境,因為長篇小說有對話,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說話方式,從身邊的人仔細觀察,你就知道,應該怎麼說怎麼寫。要確確實實進入一個特定的語言氛圍當中。長篇需要大量的體力和精力的,就跟跑馬拉松一樣,你有速度,但你不一定有耐心去完成。」

(寫於台北)
(《明報》「星期日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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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晃蕩有時 2017】是為起始、是為記、是為故事。

    所以學會了,盡量叫自己什麼都無所謂,才有足夠的力量抵得住,往後種種會發生的、意想不到的、內心感難過的事。而這些事,只有自己的內心,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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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抵覺得並非兒戲,才感到艱難吧,猶如從離散中,獨力重新快樂起來一般艱難。我根本承受不了,但我無從跟你說明。我在不同的寫作場景給你不同的稱呼。無論我怎樣把你命名,其實沒有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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