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程是這樣的。打工的大樓有點遍遠，可以從火車站步行二十分鐘，要不，時間太趕的話就選擇坐一程短途的士，遇到熟口熟臉的多半自動自覺湊在一起分擔車資。接近早上九時計程車叔叔通常聽 Call-in 節目把音量調得極大，主持人論及最低工資你一言我一語，幾個人擠在車內本來就有著萍水相逢的拘謹與沉默，坐我身旁的女子突然開腔說唔好卦最低工資。我反問為什麼呢。女子續說容乜易連文員仔同菲傭都高人工過我。
理性告訴我千萬別脫口回敬一句「問心講其實妳都係普通文職一個，人工高過妳又點」，這只會令我落入階級岐視那對向的一端。取而代之是濫情的另一個自己心裡感嘆：為什麼要這樣呢？我終於親身感受到除了不斷自肥的商家擔心薪金成本大增之外，的確尚有一群人對最低工資非常抗拒深怕自己僅有的「優越感」受威脅。打工仔獨坐一台的士固然感到肉赤，社會上還有許多人一斤青菜要分幾餐落肚。我無法不將這個「為什麼要這樣」的疑問套落每天十小時的工作場景裡。我曾經遇過一個少年他每逢周末都在書店裡看書，好像是連續兩三周就讀完一本，有時是小說有時是科普。某回我主動逗他說話輕問有沒有買什麼書，他搖搖頭輕描淡寫地回應「我媽無錢的」。我的心不禁為他的坦白而猛烈跳了一下。我開始明白我 －－ 如果還算是一個文化工作者 －－ 每天處理上百種書各式各樣，但我連讓一個少年擁有一冊他心愛的讀本都那麼難為。再怎樣策劃怎樣減價買幾冊送幾冊也與他無關。看書尚可去圖書館可以去書店，如果他愛看電影呢？他愛看戲劇，愛聽音樂呢？恐怕他連一張學生票都不能負擔。我甚至妙想天開地想到如果每個主事者都把這個少年的原型放在心裡，那麼我們的社會狀況和藝術發展會否變得不一樣。
這些年我不斷細想如何在超成熟的商業計算和權力拉扯的環境下盡量使頭腦不致於那麼混沌與反智。如何鍛鍊自己意志與能力。如何以薄弱之力說服一班人某些作品需要額外被保護而這都不能放諸單純的買賣方程式或傳統的舊有的固有的劃一的質素優劣審判機制。因為一直問自己所以一天一天地做下去。然後呢。我真的不知道。如終有一天耳邊不再響起「唔好卦最低工資」的言論，那些疑問的答案，我大概會有點眉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