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居作家看來，邊緣是他們的工作空間，這對於他們的存在來說比其他區域更加重要。他們不應該努力去加入主流或在一個民族的文化中心佔一席之地。……他們應該接受自己的邊緣性，正是這個邊緣性使他們區別於本土作家，成就自身獨特的抱負。」 — — 哈金《在他鄉寫作》
訪問的地點，在台北一家飯店，跟編輯人員先約好，正打算一同過去，而電話中的哈金，堅持親到飯店大堂迎接。沒多久，迎來一張比我想像中更要親切百倍的臉孔。我一路拘拘謹謹，不時察看本子上預先寫好的小筆記，眼前的作家，倒是回應得隨性和直白，喔，分明是在東北成長的人的爽快氣質。
兩年前的台北國際書展，哈金本來就要跟讀者碰面。那一回，剛遇美國大風雪，航班受影響，被迫失約。這次順利成行，在演講裏談小說也談詩。我離港前重讀他的經典作《等待》，一句「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鵝莊同妻子淑玉離婚」引人入勝的開場白，隨即進入文革時期 — — 一個軍醫，一個遠在家鄉生活的元配，以及靜靜守在身邊的紅顏知己，在當時實際離婚法律限制下，彼此關係拖拉十八年。
如此寫實的故事中，隱隱帶着一種細軟的溫柔在裏頭。在英語世界，這小說獲得許多榮譽，包括美國國家書卷獎和福克納獎。反觀新作《折騰到底》，背景更接近我們的年代，節奏強烈，人物無不愛恨鮮明，互相拉扯與糾結，步步進逼，同時又集諷刺與風趣於一身。
然而，這部英文取名叫 The Boat Rocker 的小說，原來開頭並不見得特別順利：「這本書早就已經寫完，二○○七年動筆，二○一○年完稿，最初根本沒有人要。」哈金透露，當時被拒絕的主要原因，是小說風格跟以前有很大差別，不禁讓出版社稍為猶豫：「他們覺得，這麼嚴肅的東西，為什麼會這麼寫法？」《折騰到底》延續《自由生活》有關華人在外漂泊的故事線，主角馮丹林是美國新移民，在該地媒體任新聞記者，也是評論健筆，某天展開了對自己前妻的調查。本來沒太大寫作成就的她，忽然交出一本聲稱要震動全球但水準一般、陳腔濫調的小說，中國政府部門和涉及其中的文化人，一直為其開路，彷彿小說不再是單純的寫作行為，背後正藏着更大更深不可測的秘密。馮丹林遭遇各種順逆景况，在邊緣掙扎求存，一心成為美國公民，非關他對美國之愛，而是害怕中國，認為一旦成為美國公民，即逃離中國的控制。故事同時觸及中國大陸的文化評論人、媒體和創作者千絲萬縷的關係，在現代網路世界中，文藝圈子與新聞界如何被操控。哈金陸續看到相關資料，又從其他人口中聽到不少故事，部分現實也許比小說更誇張，觸動了他，繼而發展成這部小說。
哈金指出，小說創作，最好具備entertaining的條件：「沒人看的話，就沒意義了。」出版社對 The Boat Rocker 卻步，哈金馬上寫了另一本小說，兩本書同時交出，即引起出版社的關注，擔心容易被其他出版社挖角，連書帶作者給簽走：「《折騰到底》被拒絕了，我又寫了《背叛指南》，而且寫得很快，當時我有很大壓力，所以想趕緊寫完。被拒絕之後，如果再有一本新書，這樣就容易了。正當別家出版社都感興趣，我的出版社回頭再看，又馬上把兩本書一塊兒拿回來了。」
台灣作家駱以軍在台北書展的演講中，認為《折騰到底》當可與納博科夫的《幽冥之火》，以及米蘭．昆德拉的《玩笑》相比，其中處理離散問題，以及描寫當代幾近科幻的超現實事件，即使「五十年後再讀，絕對是一個經典」。所言非虛。作為現實主義作家，哈金試圖在實際環境當中，尋找各種參照以及可能性。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後，大量學生逃亡美國，繼續學業，攻讀研究所，順心過活。除此以外，《折騰到底》的馮丹林，顯然期待走更不一樣的路，為自己的生命作主。他不斷反思昔日的祖國生活、國家當前環境與成為移民者後的身分認同問題。他不願放棄寫文章爭取公義，揭發政府的權力遊戲，結果招致封殺，作品一律被消失。主角以第一身訴說自己的堅持：「我的前途不明，可我知道我會繼續站出來說話。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我看到一艘裝載着謊言和虛偽的船，無論它上面懸掛着什麼樣的旗幟，我都會向世人報告。」他後來渴望成為公共知識份子，以批判的視角，對社會永遠保持一份懷疑；以薩依德、喬姆斯基等大家為榜樣，想為自己創造出新路。不單是學院派，也是標準的知識分子。積極評論，為不平時發聲，勇於表達自己的觀點：「知識分子要站在權力的對立面，講實話。知識分子的角色，本身就是折騰。」哈金如此認為。
哈金創作時，對語言運用特別敏感，並有一定要求。他成長於東北，自言這個地方的人，對語言本來就很敏感。因為歷史背景，哈金沒上過高中，他在部隊裏服役，又到鐵路局工作，後來分別在黑龍江大學及山東大學念書，主修英美文學，再赴美繼續學業。雖並非在傳統的教育裏拾級而上，斷層當中，反倒有接觸大量文學和文字的機會，對語言漸漸產生興趣。及後在美國生活，不管是個人實際經歷，還是旁人不一樣的生活遭遇，都給他不同創作念頭與養分。同時美國這個地方，本來就有多個面向，不少非英語作為母語的人聚居，把語言的元素投進小說內，自然更大的空間與彈性。
是次來台，哈金分享了兩部新作，一是《折騰到底》，二是詩集《路上的家園》。《折騰到底》其中一個文字調性在於幽默，藉此製造戲劇性效果。他目的希望「創造喜劇的表面」，不管母題如何沉重，也盡量寫得輕一些。講座中他提到，在英語世界的傳統裡，如第一語言並非英語，這種作家常常猶如外來者，彷彿不能開語言的玩笑，連寫幽默難以被接受。一旦開了這個玩笑，過程當中，往往顛覆了英語固有的框架，打破它既定的規矩。哈金認為，這個理所當然的傳統，納博科夫肯定是其中一個變革者，他一開始寫作時，老是開玩笑，途中加入雙關英語，還故意把新移民、流亡者等角色，刻意用錯誤的口音，透過語言上的掙扎，來表達眼前艱難的生存狀態。幽默和風趣是各式各樣的，也應該超越語言，不受任何限制。而哈金自己，也承襲這種創作特色，在小說中鋪陳各種dramatic situation，甚至借用漢語，呈現華人使用英語時帶出的幽默感。
哈金常引述納博科夫和康拉德作為寫作的參照例子。前者是俄裔，後者生於波蘭。兩人的最大共通點，皆屬非母語創作的作家。儘管實際個人經歷仍有不同（例如納博科夫其實自幼已精通英語），此兩位偉大作家的寫作過程，也儼如為哈金默默引路：「我同時希望自己能做到更多樣化。譬如說，除小說創作，我也用英語寫很多詩，所以可發揮的空間還是有的。」從詩集Between Silence，短篇小說集《好兵》、《光天化日》、《落地》等，再到長篇小說《瘋狂》、《戰廢品》、《南京安魂曲》等，哈金寫作不斷，多部作品皆受注目，榮譽不缺。他來自中國大陸，卻因為題材關係，大部分作品至今無法在內地出版。與此同時，他以華人作家身分，以英語寫作，作品在英語世界持續問世，並得到高度評價。被問到當初在異鄉建立自己作家身分的經驗，哈金半開玩笑地回應，直白爽快：「 一開始總覺得很彆扭，但是你不斷出現，大家就習慣了、接受了，趕也趕不走啦。」哈金剛過六十歲，留美三十年，其實不問可知，要維持創作，固然不易：「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作家必須要堅持的，要persistent，不管遇到多少阻力，都要在那個地方堅持。」
哈金曾誠實地說，在美國用英語寫作，最大的理由是為了生存。當然「生存」二字，至少有兩重意義，不單單是實際上的柴米油鹽，也絕對關乎自己在某個地方生活與存在的感受：「是為了生存，現在也是，真的。尤其這幾年我太太患病，生活上需要花費，要是沒有非常可靠的醫療保險的話，是絕對不行的。你要保住工作，就必須寫東西。就算是有終身教職，但（不寫作的話）同事不尊重你，學生也不會尊重你。日子不會好過的，廣義上來說，也是為了生存。」
許多評論直指，中國人在彼邦以英語寫作，不少是商業銷售計算，為了市場考量，認為但凡中國題材、充滿異國情調之筆，聚焦在東方主義論述的框架，必有一定捧場客，特別能討好外國讀者。即使類似作品確屢見不鮮，但相關批評一下子套用在所有作家身上，委實過度簡化，也欠公平。哈金笑說，自己寫的，正正不在以上方向：「所以我的書沒有很大市場呀。」哈金坦言，個人歷史是沒法繞過的。早在《等待》獲得幾大國際獎項時，已有人提出質疑，中國作家是否只有能力處理中國題材。他認為，過去三十年都在中國長大，既不能否認，也無必要把隱沒往事。他強調，並非把所有遠去的東西都帶上，重點是把生活材料與生命記憶，轉化成自己獨特的作品內容：「有許多時候，媒體上的書評人，一看到書就覺得『怎麼又是中國題材』，他們本來打算要徹底批判你，但收到作品之後，在閱讀過程中，如有發現跟前作不一樣的東西，讀到新的元素，多樣化的寫法，會由此改觀。從他們傳統的觀念來看，（中國題材）實在不是一個好事情，他們會覺得，你在美國多長時間了，還寫什麼中國的東西。但因為我是生活在兩個空間、兩個文化、兩個語言之間，我不可能純粹寫白人寫的東西。也沒有意義。」你的過去就在你的臉上，哈金如此強調。
張愛玲於五十年代開始在美國定居，同時繼續費心耕耘英語寫作的長久志向，彼時在出版界，雖獲得個別評論人的讚賞，但整體而言，似乎沒有很大成功。哈金認為，這個選擇是「錯誤」的：「特別是民國時代，普遍都有一種英語情結。如果能用英語寫作的話，你好像修養就更高了。但現在我慢慢回看張愛玲的寫作過程，她本身對英語寫作，確是心懷一種更高的追求，而且有好多好多年，她跟漢語是完全分離的。但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她漢語創作已經取得那麼高的成就了，繼續寫下去，應該能達到不可想像的成績。當進入另一種語言，耗費大量的能量和精力，把自己的創作生命給傷害了。她有多年不接觸漢語，但她沒有走得很遠，很可惜。」撇除自己的經驗，哈金卻甚少鼓勵學生用非母語創作：「你最好用你的第一語言寫作。（英語）不是張愛玲的第一語言，我的也不是，所以很清楚情况，也覺得太困難了。」
哈金一直強烈要求自己用心體會英語、了解英語。這種寫作訓練不間斷，好讓自己有更大的力量，堅持向前走。回到最根本的寫作日常，英語寫作 — — 為哈金而言，是一種非母語的寫作──最大的困難是什麼，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就是在這個語言當中，自己到底能不能survive，甚至當初自己可不可以用它來寫東西，其實都不確定。」語言多變，即使在英語環境生活幾十年，也無法全然確定，自己可百分百自由駕馭這種語言，或已到得心應手的階段：「還是有困難的。不過這也是寫作基本的一種條件，如果什麼東西都容易的話，寫出來的作品也不疼不癢了。」
畢竟心裏還是有漢語的深厚底子，在寫作或翻譯時，如同其他語言文字的交換與溝通一樣，自然會遇到一些，無法透過別種語言完全表達出來的概念：「漢語當中，很多關於感情的，特別是描寫感情仇恨的，英語都沒有，它是很直接的語言。漢語在描述方面都特別豐富，譬如漢語說『萬劍穿心』，描寫疼痛，直接翻譯英語的話就離題了。處理翻譯時，自己也沒有什麼特定規律，通常根據每個情况去處理。不過有些概念確不能直接翻譯，或找到精準的對應詞。像『solitude』這個字，漢語有時被翻成『孤獨』，其實它跟孤獨又不是那麼相關。」這個例子，哈金正是透過角色馮丹林之口，出現在《折騰到底》其中一個情節裏，以反映離散者在他鄉所遇到的迷惘。
可見的未來，以及設定了的寫作計劃，哈金基本上都鎖定以英語為主。他剛完成一本英文詩集，以及李白傳記：「寫李白，對我來說是非常愉快的寫作過程，很多理所當然以為是現代派的文學及語言產物，其實在古人漢語當中其實已經有了。」哈金表示，如果沒有任何負擔與限制，最理想當然用漢語寫作，但目前的生活狀態不太允許。不過，部分創作形式，仍期望以中文呈現：「一些小一點的東西，還是可以用漢語寫的，我剛答應別人會寫專欄。這個還是得做的，漢語是我的母語，還是有感覺。長篇小說倒是很難，因為我生活在這個環境當中，用英語教學，跟學生交流都必須用英語，天天給學生改作業都是英語，漢語一進來的話，我的生活就亂了。但不是不想，如果我在台灣或香港教書的話，很可能一投入漢語環境之中，就有用中文寫長篇小說的念頭。可是，生命是短的，轉換幾次、來回幾次的話，life就over了，就完了。」
若然此刻馬上返回中文長篇創作，得出來的結果與作品水準，哈金認為或有落差：「肯定有衝突。差多遠我不知道，我沒嘗試過。但更大的問題需要處理，就是我必須得進入一個語言環境，因為長篇小說有對話，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說話方式，從身邊的人仔細觀察，你就知道，應該怎麼說怎麼寫。要確確實實進入一個特定的語言氛圍當中。長篇需要大量的體力和精力的，就跟跑馬拉松一樣，你有速度，但你不一定有耐心去完成。」
（寫於台北）
(《明報》「星期日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