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納粹的孩子》（商周出版），無可避免地想到漢娜‧鄂蘭的《平凡的邪惡》。德國戰敗，納粹戰犯審判在耶路撒冷法庭進行。前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在猶太人大屠殺計劃中，是「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執行者。鄂蘭身處現場，後來提出備受爭議的論點：這種服從上級命令、拼勁的心態，根本缺乏質疑精神，不知善惡。邪惡行為不只來自奸險的人，更可怕的是，它能如此平庸地展現於任何人身上。我也同時想起猶太作家、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 Elie Wiesel，在書中描述親見屍體焚化爐的一幕：「即使我注定活得跟上帝一樣蒼老，我永遠也忘不了。」足以想像的恐怖，以及悲慟。

二戰結束超過七十年，關於德國和猶太的多重討論從不間斷；被視為希特勒的納粹宣言《我的奮鬥》，著作版權年前到期，歐洲重新附註出版，買書者眾，引起廣泛關注。綜觀以上，《納》作者譚雅‧克接斯尼安斯基整理出來的資料，可算是其中一塊立體的歷史切片。書中紀錄了幾個納粹後代的遭遇，他們的父親，當中不乏希特勒心腹，在政治組織裡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甚至是整場大屠殺中的關鍵人物。希特勒政權瓦解，紐倫堡審判開始，最終各有結果。留下來的孩子，有些不能原諒家人，有些想追尋真相 — — 更多的是，無法接受自己一直崇拜敬仰的、在家中與自己相當親近的父親，於外頭原來是惡名昭彰的殺人者。

這種想法與心情，固然不難理解。背著幾近「原罪」的身分，一路走來，顯然不容易也相當崎嶇。戰後家眷不免被追捕盤問，甚至有生命威脅，亦同時被放棄，因他們對同盟國毫無用處。否定美好過去，需要極大勇氣，承認與接受真相亦然。之所以他們當中，後有選擇皈依不同的宗教，如同以新生命渡過餘生；有更改姓氏，避過日常生活種種歧視與不便；或徹底棄絕過去，即使隔代，都毅然選擇結紮，決心不留血脈，只因不想延續家族，有機會出現另一個惡魔。部分保留原姓的孩子，堅信父親是無辜，長大後仍試圖以書寫，以搜證，反駁昔日判決及社會輿論。歌頌父親，自幼與納粹密不可分，早有意識形態植根，隱隱影響，有些小孩，甚至得到希特勒本人喜愛。可凡此種種，卻成為他們畢生的負擔，偏激一點的，乾脆拒絕接收其他資訊，即使長大，變老，仍繼續緬懷昔日第三帝國的情景，與極右組織保持聯繫。大家擔憂的、怕再度燃起的黑暗慾望，對他們而言，是溫暖的光。

 
述說這群孩子的遭遇，大抵並非為任何政治罪行辯護。歷史已然沒法抺去，在捍衛早被處決的父親時，有後代甚至明顯扭曲真相，以不合邏輯的方式，重新解讀大屠殺事件。這當然令人傷感，或憤怒。但，我還是願意相信，他們與父親之間的、共同的溫暖記憶，同樣不會消失 — — 此人是世人唾罵的大魔頭，同時也是最疼愛自己的爸爸。而這，只有他們才懂得，才明白。

 
（原刊《號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