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納粹的孩子》(商周出版),無可避免地想到漢娜‧鄂蘭的《平凡的邪惡》。德國戰敗,納粹戰犯審判在耶路撒冷法庭進行。前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在猶太人大屠殺計劃中,是「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執行者。鄂蘭身處現場,後來提出備受爭議的論點:這種服從上級命令、拼勁的心態,根本缺乏質疑精神,不知善惡。邪惡行為不只來自奸險的人,更可怕的是,它能如此平庸地展現於任何人身上。我也同時想起猶太作家、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 Elie Wiesel,在書中描述親見屍體焚化爐的一幕:「即使我注定活得跟上帝一樣蒼老,我永遠也忘不了。」足以想像的恐怖,以及悲慟。
二戰結束超過七十年,關於德國和猶太的多重討論從不間斷;被視為希特勒的納粹宣言《我的奮鬥》,著作版權年前到期,歐洲重新附註出版,買書者眾,引起廣泛關注。綜觀以上,《納》作者譚雅‧克接斯尼安斯基整理出來的資料,可算是其中一塊立體的歷史切片。書中紀錄了幾個納粹後代的遭遇,他們的父親,當中不乏希特勒心腹,在政治組織裡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甚至是整場大屠殺中的關鍵人物。希特勒政權瓦解,紐倫堡審判開始,最終各有結果。留下來的孩子,有些不能原諒家人,有些想追尋真相 — — 更多的是,無法接受自己一直崇拜敬仰的、在家中與自己相當親近的父親,於外頭原來是惡名昭彰的殺人者。
這種想法與心情,固然不難理解。背著幾近「原罪」的身分,一路走來,顯然不容易也相當崎嶇。戰後家眷不免被追捕盤問,甚至有生命威脅,亦同時被放棄,因他們對同盟國毫無用處。否定美好過去,需要極大勇氣,承認與接受真相亦然。之所以他們當中,後有選擇皈依不同的宗教,如同以新生命渡過餘生;有更改姓氏,避過日常生活種種歧視與不便;或徹底棄絕過去,即使隔代,都毅然選擇結紮,決心不留血脈,只因不想延續家族,有機會出現另一個惡魔。部分保留原姓的孩子,堅信父親是無辜,長大後仍試圖以書寫,以搜證,反駁昔日判決及社會輿論。歌頌父親,自幼與納粹密不可分,早有意識形態植根,隱隱影響,有些小孩,甚至得到希特勒本人喜愛。可凡此種種,卻成為他們畢生的負擔,偏激一點的,乾脆拒絕接收其他資訊,即使長大,變老,仍繼續緬懷昔日第三帝國的情景,與極右組織保持聯繫。大家擔憂的、怕再度燃起的黑暗慾望,對他們而言,是溫暖的光。
述說這群孩子的遭遇,大抵並非為任何政治罪行辯護。歷史已然沒法抺去,在捍衛早被處決的父親時,有後代甚至明顯扭曲真相,以不合邏輯的方式,重新解讀大屠殺事件。這當然令人傷感,或憤怒。但,我還是願意相信,他們與父親之間的、共同的溫暖記憶,同樣不會消失 — — 此人是世人唾罵的大魔頭,同時也是最疼愛自己的爸爸。而這,只有他們才懂得,才明白。
(原刊《號外》)